深切悼念冯天瑜先生！
惊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、湖北省“荆楚社科名家”、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因病于2023年1月12日10时41分在武汉仙逝，享年81岁。
冯天瑜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作者、老朋友，曾在我馆出版《中国文化元典十讲》（商务馆人文通识书系）、《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》等著作。泰山其颓，哲人其萎，冯天瑜先生的逝世是我馆乃至中国史学界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！
冯天瑜先生千古！
今刊《中国文化元典十讲》作者“弁言”，以表达我们对冯天瑜先生的深切缅怀。
弁 言
文字的发明与使用，同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，一起构成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。有了文字，人类方可记录自己的见闻、行迹及思考。这种记述由浅入深，由零星片断到汇成篇什。以中国而论，殷人方“有册有典”，而鉴于夏殷两代，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朝，恰值人类文明史上的“轴心时代”（公元前6世纪的前后几百年间），与此间印度创作《奥义书》和早期佛典相先后，也与古希腊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群哲创作《理想国》、《形而上学》，希伯来先知创作《塔纳赫》（基督教称《旧约全书》）大体同时，中国也有学人记史、载思，初作于西周王官，再创于散落民间的东周诸子，形成以“五经”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为枢机，博议于诸子（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墨子》等）群籍，我们称之“中国元典”，其间创制的范畴（天—人、道—器、阴—阳、自然—人为、善—恶等），构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纽结，而其铸就的经验理性、重民尊君的政治理念，乃至向善好学、军政谋略，皆成为中国人带有本根性的精神资源，我们称之“中国元典精神”。
有西哲云：一部西方思想史，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。此意非指西方人一味重复古希腊元典，而是说古希腊元典是西方人思维的起始，他们在前行间须不断从起始处获得启示以谋求新创。同理，中国人也不断反顾元典精义，以克服当下弊端，返本以开新，作螺旋式上升。清人龚自珍云：“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”，即此之谓也，元典精神的常青性、不朽性的原由也正在此。
元典精义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过程。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曾被教条化、神学化，其生动的辩证思维被阉割，至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方重放异彩；中国元典也曾长期官方化、教条化，这是元典精神的死亡之吻，而创造性的思想者使元典精神重获生机。在明清之际，尤其是在近代，元典精义焕发出的光耀，烛照国人前行。
上世纪90年初，笔者研习元典，撰《元典：文本与阐释》（台湾文津出版社，1992）、《中华元典精神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4）。此后继续研习元典诸问题，二十年来略有新的心得。近年与敏而好学的姚彬彬博士多有切磋，又蒙商务印书馆策励，我们便合作《中国文化元典十讲》，试图以较精要的篇幅绍介中国元典及其诠释历程。与笔者研习元典的旧文相比，《十讲》特别补充或强化的内容，要之有三：
（一）自汉代形成的经学传统，只将儒家书籍视作经典，有“五经”、“七经”、“九经”、“十三经”之传习。这是不错的，然儒家典藉之外的诸子书也颇具元典性，如《老子》的道法自然和无为无不为，《庄子》的超然逍遥和相对思维，《墨子》的兼爱和科学精神，皆传世不遗，理当纳入元典系列。成书肇始于轴心时代的佛典哲思博大，两汉以降译传中国，影响深远，中国僧人又有自创（如《六祖坛经》），广播朝野，亦当纳入元典行列。
（二）今传元典，多为两汉以下传世文献，经历代儒者修订甚至改窜，不一定是先秦旧貌。而出土文献乃入土时原书，晚近方得见天日，其原初性值得重视。《十讲》于数十年来元典出土文本略加评介，期以世君子重视此一情节。
（三）元典精义的近代转换、对现代文明的启示，切关宏旨，《十讲》尽量在有限篇幅内凸显此一要点。
所议浅陋难免，切望识者指教。
冯天瑜
2018年9月6日拟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楚康楼803室